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中央，給中國革命事業(yè)造成了巨大損失。四中全會之后，“左”傾的臨時中央連續(xù)向各蘇區(qū)派遣中央代表，去改造黨的各地方組織。一時，“欽差大臣”滿天飛。很多地區(qū)所搞的肅反擴大化，就是這次“左”傾錯誤的產物。由于錯誤的肅反政策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義糾纏在一起，使大批優(yōu)秀的同志受到錯誤的處理而被誣害。l932年5月至l934年夏，湘鄂西蘇區(qū)和紅三軍中的肅反擴大化，比其他地區(qū)、其他紅軍更為慘重。我親身經歷了這場浩劫，留下了不能忘卻的記憶。

1931年3月間，夏曦帶著反右傾的使命由臨時中央派到洪湖蘇區(qū)，并于l931年3月27日成立了以夏曦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將原特委改為湘鄂西臨時省委。此時正值洪湖蘇區(qū)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反攻時期，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正在恢復和整頓。夏曦同志下車伊始，就利用這個時機積極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夏曦來湘鄂西蘇區(qū)之后，對情況了解并不多，就在反立三路線和反“調和”路線的旗幟下，根本否定了湘鄂西黨組織經過長期艱苦斗爭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他的所作所為，激起了地方黨、軍隊及各種群眾組織的許多負責同志的反對。但是夏曦同志的錯誤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本來就以正確地執(zhí)行國際路線和中央路線自居的夏曦同志，更加有恃無恐。他把萬濤等批評過他的同志指責為“地方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者”、“立三主義者”、“階級敵人”，然后就搞了一陣子反“地方主義”運動，這實際是為肅反埋下了禍根。一場大規(guī)模的肅反運動正在醞釀著。

在此前后，中央政治局“關于江西富田事變的決議”已傳到了湘鄂西蘇區(qū)。決議指出，這次暴動是“AB團”組織策劃的反革命事件，并決定：“蘇區(qū)中央局，以及一切黨和團的組織，要嚴格的執(zhí)行以下的任務：嚴厲地消滅AB團與反革命組織，立時將一切反動分子與剝削分子，由黨、團、蘇維埃、工會，以及一切群眾組織中，清洗出去……在城市與農村中組織與擴大階級斗爭。”1932年春天，湘鄂西省委相繼印發(fā)了<<關于鄂豫皖又獲一偉大勝利告工農士兵書>>，提出“大家起來肅清改組派與反革命派別!”“爭取比鄂豫皖更大的勝利!”“打倒改組派第三黨托陳取消派及羅章龍派等一切反革命派!”“肅清赤區(qū)內部暗藏的改組派及一切反革命組織!”等口號，在湘鄂西蘇區(qū)大造聲勢。與此同時，黨中央給湘鄂西分局發(fā)來肅反的指示，要求進行肅反。指示中，把當時湘鄂西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籠統地說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和“機會主義派別、兩面’派”對黨、對中央分局和國際路線的“進攻”，并說在湘鄂西蘇區(qū)內還隱藏著不少反革命派別，湘鄂西的黨組織“還未開始有系統的大的破獲”，“應該有系統有計劃地進行肅反工作”。

這時，蔣介石正在部署向中國工農紅軍發(fā)動空前規(guī)模的第四次“圍剿”，向湘鄂西蘇區(qū)進攻的軍隊，共約有十余萬之眾，戰(zhàn)局異常緊張。大敵當前，本應立即組織動員一切力量，英勇作戰(zhàn)，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wèi)蘇區(qū)?？墒牵谶@個緊急關頭，夏曦等同志并沒有把反“圍剿”作為中心任務，反而認為內部肅反是消滅敵人“圍剿”的先決條件，把肅反當作了“最緊迫”、“最突出”的中心任務。這就鑄成了對敵斗爭的方向性錯誤。

這時，夏曦等同志已經做好了思想和組織準備，迫不及待地要搞肅反，就剩下從哪里下手了。1932年5月問，紅三軍軍部住在湖北省潛江縣吳堰嶺時，紅八師的特務隊長違犯群眾紀律，殺老百姓的雞和牛吃。中央代表把他捉來，經過拷問，他被迫承認了自己是改組派。幾天后，又在襄北天漢縣抓到一個國民黨的偵探，叫張錫侯，他供出自己是“統一國民黨”的成員，并且與我軍天漢縣軍事部和游擊隊的某些人有聯系，準備5月18日在蘇區(qū)暴動。中央代表輕信了這個口供，第二天就無辜逮捕了紅八師參謀長胡慎己、紅三軍補充團團長羅漢等同志。經過嚴刑逼供，又捉了一批所謂改組派。此后，牽連面越來越大，由此而牽連到監(jiān)利和沔陽兩縣的“反革命首領與組織”同時牽連到省蘇維埃機關中之“反革命分子”，由紅軍中牽連到軍校、列寧學校，繼而又牽連到江陵、江南以至各縣。于是，肅反運動便越發(fā)不可收拾，無休止地搞起來了。

二

從1932年5月起到l934年夏，肅反先后進行了四次，清黨進行了一次，最后解散了黨、團組織。

第一次，從1932年5月至8月，是在反敵人第四次“圍剿”的殘酷戰(zhàn)斗中進行的。在火線上，每個連隊都要作報告，揭發(fā)改組派的活動以及破獲的情形。戰(zhàn)斗結束后，又召開“戰(zhàn)士大會”、“黨員大會”、“積極分子會議”，號召群眾肅反，檢舉嫌疑人，號召自首。在蘇區(qū)各機關也同樣如此。這次肅反，規(guī)模最大，逮捕的人也最多，被害的不計其數。萬濤、周小康、孫德清、柳克明、段玉林、胡慎己、羅漢等同志先后被害。由于在肅反中損失了許多有戰(zhàn)斗經驗的干部，加之夏曦執(zhí)行“左”傾軍事路線，我軍沒有打破敵人對襄北蘇區(qū)的進攻，自己反而受了損失，戰(zhàn)后由原來的四個師整編為三個師。

這次肅反，得到了當時黨中央的贊賞和支持。中央1932年 8月5日給湘鄂西分局與省委的指示信中說：“我們認為湘鄂西黨在這次肅反工作中所執(zhí)行的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而且正因為湘鄂西的黨能夠堅決執(zhí)行國際與中央的指示，能夠依靠在湘鄂西蘇區(qū)廣大工農勞苦群眾的熱烈擁護上，所以它在肅反工作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同時，還告誡湘鄂西黨組織，對于一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不得敷衍了事。此時，由于我軍屢戰(zhàn)不利，洪湖蘇區(qū)淪入敵手，紅軍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失，許多地方武裝也被打散了。這次軍事上的失敗，本來是由于夏曦的錯誤所造成的，但是夏曦卻歸結為改組派搗鬼所致，是由于內部“反對機會主義斗爭不徹底和對反革命之黨的警覺性異常不夠?！币虼耍玫街醒氲闹С趾?，不是全力組織反“圍剿”，以挽救危局，而仍然把肅反當作中心任務。本來，夏曦同志已經向中央報了功，說“在一次肅反中，改派在紅軍中的組織系統(軍委師委團委支部)差不多粉碎了”。現在卻更加全力進行“肅反”了。我軍退出洪湖蘇區(qū)后，經河南、陜南、四川，又經湖北的巴東過長江，12月底到達鶴峰縣，行程七千多里，中間只休息了兩天半。沿途敵人又追又堵，我們經常被敵人追得潰不成軍，非常狼狽，有一天跑了一百六十多里路。部隊干部戰(zhàn)士絕大部分家在洪湖地區(qū)，非常懷念洪  湖蘇區(qū)。他們思想很不安定，情緒受到很大影響，不免要講些不滿意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應該積極地做部隊的思想工作，安定軍心?？墒窍年夭坏贿@樣做，反而把一些指戰(zhàn)員不滿意的話，當作改組派對紅軍的破壞，還說什么改組派分子“又增加了”，“這些人又把粉碎了的改組派組織領導恢復起來”。他還無中生有地誣陷紅七師師長王一鳴等同志“計劃將紅七師拖走”。于是，夏曦在lO月間決定開始第二次肅反。這一次，是在部隊向湘鄂邊地區(qū)轉移的長途行軍中進行的，一直繼續(xù)到行軍結束，逮捕了許多同志。其中，除少數師、團級干部外，大部分是連級干部。湘鄂西軍委參謀長唐赤英、紅七師師長王一鳴等同志被害。

1932年年底，夏曦提出要在紅三軍中進行清黨并繼續(xù)肅反。賀龍等同志不同意他的主張，同他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他頭腦發(fā)脹，根本聽不進去。l933年1月13日，紅三軍占領桑植后，他未經湘鄂西分局集體討論，就擅自決定“清黨”，即重新登記、審查黨員。

1933年3月，紅三軍退出桑植以后，轉移到鶴峰、建始、巴東和宣恩邊界地區(qū)，還剩下幾千人。經過長途跋涉，部隊十分疲憊。鞋襪、藥品、彈藥十分缺乏，連糧食、油、鹽供應都異常困難。部隊不但不能擴大，而且每天減員。廣大指戰(zhàn)員紛紛要求．“打回洪湖去”。夏曦把這些意見又當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煽動，甚至把在桃子溪向敵人兩個團進攻沒有打贏，也說成是改組派搞的陰謀，把廣大指戰(zhàn)員的“立即回洪湖去”的強烈要求，當作改組派的反動口號，誣陷段德昌等同志“分裂紅軍”，要把紅九師“拖走”。據此，夏曦又進一步提出了繼續(xù)肅反、解散黨團組織和創(chuàng)造新紅軍的主張。賀龍、段德昌、宋盤銘等同志立即表示反對。特別在解散黨和創(chuàng)造新紅軍的問題上，他們給夏曦以有力的駁斥。賀龍說：“解散黨我不同意，我在舊軍隊時就想參加黨，到南昌暴動才加入。我只曉得紅軍是黨領導的，解散黨我不同意?！倍蔚虏又|問夏曦：“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qū)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罪人?”宋盤銘跟著說：“我從小被黨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黨，解散黨我不同意!”夏曦對此極為不滿。他雖然不敢馬上宣布解散黨，但仍然一意孤行，決定搞第三次肅反。于是，反對他的主張的段德昌等大批同志被捕。根據夏曦的指示，在金果坪開了所謂的公審大會，當場槍殺了段德昌、紅三軍參謀長沈自強和紅八師二十二團團長吳玉堂等同志。紅三軍九師參謀長王炳南等原獨立師中的大批干部也被害。

三次肅反后，夏曦在沒有經過分局討論的情況下，利用職權悍然作出了解散黨、團組織的決定。他的理由是，“改組派的第一個主要陰謀，是破壞共產黨的組織，企圖把共產黨的組織腐化為國民黨，因之湘鄂西蘇區(qū)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舊的基礎之上，改造隊伍是無用的”，要“為重新建設布爾什維克黨而斗爭”。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估計。3月24日，他頒發(fā)了《關于紅三軍中國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員清洗條例》?！皸l例”第一條是這樣講的：“在肅反的過程中，發(fā)現大部分干部加入了反革命派別，因此決定將地方上紅三軍中游擊隊中各級黨的委員會、支部干事會一律解散，所有共產黨員實行清洗，重新登記。”從此，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完全停頓。黨員只剩下了四個人，即夏曦，賀龍、關向應和盧冬生。

5月間，第三次肅反剛剛結束，第四次肅反隨之而來。這一次，又逮捕了許多人。九師政委宋盤銘同志和紅七師師長葉光吉、政治委員盛聯均等同志被誣害。肅反一直延續(xù)到1934年夏天，使紅三軍瀕臨絕境。

肅反肅到這種地步，夏曦還不肯善罷甘休，又著手制定第五次肅反計劃。由于賀龍等同志的堅決抵制，這個計劃才沒有實行。以上就是湘鄂西蘇區(qū)和紅軍肅反及清黨的大體經過。

三

肅反開始，成立了以夏曦為首的“肅反委員會”。這個肅反的最高決策機關，卻把賀龍排斥在外。紅軍和蘇區(qū)各級機關重新整頓了政治保衛(wèi)局。夏曦或某幾個肅反委員會的成員只要說句話，就可以捕人、殺人。就是捕殺高級干部，他們也可以擅自決定，根本不經各級黨委審批。

夏曦在分局討論問題時，濫用所謂中央代表和中央分局書記、軍委分會主席的最后決定權，獨斷專行，將紅三軍和地方黨及政府各級干部幾乎殘害殆盡。

夏曦還把反對、懷疑他的“左”傾冒險主義和肅反政策的同志，指責為“極不正確的右傾情緒”和“對肅反不堅決的機會主義觀點”，并排斥出分局、軍委分會、省委等組織，或者以嫌疑分子的罪名，剝奪委員們出席會議的正當權利。

這種獨斷專行的惡劣作風的盛行，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遭到了嚴重破壞，被封建的家長制、軍閥主義所代替。后來連夏曦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肅反沒有吸弓}廣大群眾參加，甚至干部也不敢發(fā)表意見，因之有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與群眾運動方式的傾向”，由于這種傾向的惡性發(fā)展，最后導致了解散黨組織。

在肅反過程中，他們捕風捉影，懷疑一切。主觀主義地認為，其他蘇區(qū)有改組派，湘鄂西蘇區(qū)也必定有改組派，以此作為重大行動根據，而不是實事求是地進行調查研究。

在定案時，不重證據，更沒有法律程序，完全是苦打成招，憑口供捉人、打人、殺人。他們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地羅織了許多罪名，這些罪名簡直是隨心所欲的無稽之談?？墒牵菚r確有許許多多優(yōu)秀干部為此含冤被害。

因為湘鄂西蘇區(qū)的肅反運動是從抓改組派開始的，而且有許多因這個罪名而被迫害的同志，其實并不知道什么是改組派。這里不妨談談改組派的由來。改組派是汪精衛(wèi)、陳公博等人于1928年成立的一個組織，全稱叫做“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他們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號，主張恢復中華民國十三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國民黨，實則是與蔣介石爭權奪利。到1930年下半年，這個組織已名存實亡。1932年1月蔣汪合作時，改組派最盛時期在全國也不過一萬人，隨即這個組織便煙消云散了。當年，雖然抓改組派鬧得天翻地覆，我自己差一點被當作改組派而遭誣害，可是，改組派究竟是什么東西，我根本不知道。還是1960年后，我在政協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上看到上述的內容，才知道它的由來。而夏曦等同志在真正的改組派散伙之后，卻在我們革命隊伍內部大批大批地制造改組派，豈不荒唐？”

除了改組派之外，夏曦還自吹在蘇區(qū)和紅軍中“破獲”了“第三黨”、“托派”、“陳獨秀派”、“瞿秋自主義者”、“羅章龍派”、“AB團”等“反動組織”。另外，還“破獲”了一些所謂改組派的“附屬組織”，“如那些人的老婆好打皮絆，即組織忘八委員會，好找愛人的就組織戀愛研究會，好吃東西的即組織斗爭委員會或災民團——(這種組織最普遍，因愿意參加吃東西者為多)，此外如荷花會、野貓會等等，利用各種各樣的環(huán)境與玩笑有趣的事情，就弄出一種玩笑組織，但又沒有明顯的組織?！边€有什么“弟兄團”、“喝茶會”、“并臂會”、“扇子會”、“麻花會”等等。凡是被說成這種或那種組織的成員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起來，有相當一部分人被誣害。

這種錯誤的肅反政策又和宗派主義的干部路線糾纏在一起，致使許多對“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懷疑、不滿意、不同意、不積極擁護、不堅決執(zhí)行，提出反對意見的同志，一概被當成階級敵人，慘遭冤害。還有一些同志，在工作上、經濟上和生活作風上有一些缺點、錯誤，如醫(yī)療事故，兵工廠的一些技術事故，貪污一些公款，浪費，違犯群眾紀律，甚至僅僅是因為“把上級文件放在箱子里”，都被說成是改組派對黨和蘇維埃的破壞陰謀，罪名是“在群眾中故意表現官僚腐化浪費，使群眾不滿意”。

從這種極其錯誤的肅反政策出發(fā)，擴大化愈演愈烈。對于夏曦等同志來說，已經達到了懷疑一切、草木皆兵的地步。夏曦到最后甚至懷疑起賀龍來了。賀龍回憶這一經過時氣憤地說：“在行軍過程中，部隊是很苦的，沒有東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秸，但夏曦同志還不斷誣害人，并且兩次企圖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同志企圖加害于我，要我寫申明書，說：‘你在國民黨里有聲望，做了旅長、鎮(zhèn)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你的聲望活動?！艺f：‘你有人證物證沒有?’他說：‘沒有?！艺f：‘你殺了這么多人，你是什么黨員?你給我寫申明書!，’夏曦當時下不了臺。另一次是在竹林關。夏曦把我的警衛(wèi)員的槍下了，還逮捕了兩個警衛(wèi)員。我問他：‘這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你的警衛(wèi)員的槍不下?’說著，我把身上帶的一支白朗寧手槍也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夏曦說：‘胡子，不要生氣嘛!’我說：‘生什么氣，你不該這樣搞嘛!”夏曦連賀龍都懷疑，何況其他同志呢!

紅三軍中連以上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地方黨、湘鄂西蘇區(qū)區(qū)、縣、省級干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改組派。我還清楚地記得夏曦說過：“地方改組派最多，紅軍中改組派最多的是軍校，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下的百分之幾，現在還沒有發(fā)現，如果發(fā)現了，還是要捉他!”這是夏曦大大縮小了的說法，他不但把活著的同志打成改組派，就是對在戰(zhàn)斗中犧牲了的同志也不放過。湘鄂西黨組織、蘇區(qū)和紅軍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在湘鄂西地區(qū)有著崇高威望，為革命立

下豐功偉績的周逸群同志，l931年5月已經在賈家涼亭的戰(zhàn)斗中犧牲了?？上年厝圆环胚^，把他和萬濤一起誣蔑為紅三軍中改組派的“首領”，并說周逸群的犧牲是改組派搞的“假死陰謀”，他尚在人間為國民黨策劃對蘇區(qū)的進攻。不難想見，肅反擴大化搞到了何等可悲的程度。

面對這種情況，不少同志理所當然地向夏曦提出疑問。如在湘鄂西蘇區(qū)工作的謝覺哉就質問過他：“為什么許多出生入死創(chuàng)造紅軍、創(chuàng)造蘇維埃的人忽然成了反革命呢?”夏曦以一種莫三名其妙的邏輯回答說：他們正是為了破壞紅軍才創(chuàng)造紅軍，為了破壞蘇維埃才創(chuàng)造蘇維埃!如果事實果真是這樣，那么湘鄂西蘇區(qū)用不著國民黨調動許多兵力來進攻，老早就變成了白區(qū)，紅軍也早已成為白軍了。正如賀龍所說：“這時部隊草木皆兵，內部肅反，弄得人心惶惶，戰(zhàn)斗力空前削弱。其實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難道還不打夏曦、關向應和我么!”

四

從1927年起，經過幾年艱苦卓絕的、斗爭，到1931年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曾經發(fā)展到三萬余人，洪湖地區(qū)建立了十五個縣蘇維埃政權，革命形勢正在如火如荼地發(fā)展。經過“左”傾錯誤路線搞的這場空前的浩劫，再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圍剿”，以及“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軍事路線，紅軍和根據地遭受了巨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湘鄂西蘇區(qū)全部喪失，紅三軍過了兩年流浪生活，指戰(zhàn)員在肅反中被殺的、被趕走的，再加上作戰(zhàn)時犧牲的，受重傷、患重病后寄留在群眾家里養(yǎng)傷的，人員劇減。師級干部在戰(zhàn)斗中犧牲的只是極個別的，絕大多數人卻被冤害在肅反運動中。由于各級干部被害，使我軍失去了有豐富戰(zhàn)斗經驗的骨干。l934年夏到達黔東時，只剩下了三千多人，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多。夏曦等同志搞垮了黨組織、紅軍和蘇區(qū)，實際上，做了國民黨反動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這里，引用一段在夏曦主持中央分局時期被提拔為湘鄂西省委書記的楊光華給中央的報告，引文雖然長些，而報告中也僅僅是第一次肅反時的情況，但可以看出肅反擴大化搞到了何種程度。報告中說：“地方和紅軍中所占的反革命分子，省委常委中有兩個。執(zhí)委中除了三個人外，其余都是反革命分子。省委和其他省級機關中從組織部長到干事是清一色，宣傳部過去幾個部長都是的，發(fā)行部清一色，交通站除劉敖系嫌疑外，其余都是的。團省委、省總(工會)除書記外，其余大部分是的，省反(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省互(互濟會)黨團書記都是。紅旗報館編輯毛簡青及大部分印刷工人都是的。省蘇(蘇維埃主席團)除一人外，其余都是的。宜昌特委、襄北特委全部都是。沔陽、江陵、漢陽、天漢、天潛縣縣委，潛江、京山、荊門、云、孝縣委書記都是。江南(石首、華容、公安)監(jiān)利縣委除書記外，其余大部分是的。區(qū)委書記大部分是的。差不多每個支部都有了反革命組織。各縣保衛(wèi)局都是的。省保衛(wèi)局過去的保衛(wèi)局長及各科都是的。省軍委參謀部七個科長都是的，政治部××嫌疑，軍委分會醫(yī)院三個院長、三個政治委員，醫(yī)生占過半數，看護、傷兵有少數受影響，兵工廠廠長、政治委員，各縣軍事部長、游擊隊長大部分是的?！薄拔覀冊诿C反過程中，解決了一個縣委，他們又重新組織了一個縣委。解決了一個區(qū)委，他們又重新成立一個區(qū)委。也有一個縣破壞幾個縣委組織(此為多線式的方式)。從肅反開始，反革命分子也參加肅反，他們的辦法是不斷的以新分子來代替被捕的，保持他們的組織的最后存在。因此在這次肅反的過程當中，反革命的主要和次要首領，除少數幾個人而外，其余都沒有漏網。”夏曦還說過：“由于敵人進攻太快，洪湖蘇區(qū)還有許多改組派來不及肅清，太可惜了!”在他們看來，真是改組派如麻。其實，這完全是逼供信和捕風捉影的結果。應當說，在當時階級斗爭和武裝斗爭異常尖銳，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有可能混入或打人我黨我軍及地方政權內部從事破壞活動的。但是，這種反革命分子為數極少，因為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初創(chuàng)時期，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在國民黨正居于絕對優(yōu)勢的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敵人大量打入是不必要的。而根據地的初創(chuàng)，卻一定要有堅強、勇敢，不怕犧牲，并能深入、廣泛聯系群眾的大批共產黨員才能夠取得發(fā)展，因而廣大干部和群眾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十分可靠的。夏曦等同志認為廣大干部和群眾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都十分不可靠，這真是荒謬絕倫了。

這次肅反，損失是極為慘痛的，教訓也是非常深刻的：

(一)主觀唯心主義、教條主義盛行，不搞調查研究，不講實事求是。上級的指示，不管是否適合本地情況，不折不扣地照辦，其他蘇區(qū)的經驗，不管本地區(qū)的情況如何，照搬照抄。其他地區(qū)抓了“反革命”，本地區(qū)就一定有更多“反革命”。具體的問題不做具體的分析，丟掉了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這對黨和革命的利益危害很大。更嚴重的是，唯我正確，從個人恩怨出發(fā)，不同意自己的主張的，反對過自己的，一律當改組派誣害。這實際上就是進行極其殘酷的肉體消滅的徹底打擊報復，是違反馬列主義的惡劣作風。

(二)黨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嚴重破壞。在“肅反中心論”的統治下，蘇區(qū)和紅軍長期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黨章、黨規(guī)統統被踐踏，黨員、團員的民主權利被剝奪，誰要是敢講不同意見，就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殺頭。因此，黨內不同意見的討論、黨內的思想斗爭都沒有了。最后，連隊軍人大會、班務會都取消了，黨內、軍內的民主生活已經絕跡，剩下的就是夏曦同志的獨裁專制。

(三)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大為下降。由于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抓、亂打、亂殺，把正常的黨的會議、團的會議和群眾團體的活動都誣蔑為改組派的陰謀活動。在肅反之后許多人不愿意入黨，動員重新登記黨、團員時，許多人回憶自己慘遭迫害的痛苦情景，痛哭流涕，不愿意承認自己是黨、團員。他們說：“打仗不怕死，工作努力干，軍政紀律一點也不犯，一心革命就行，要這個黨籍找麻煩?！边@種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如蔡久被平反后，就不愿恢復黨籍。每次動員他，他就把兩手伸出來，指著上邊被繩子捆過的深深的傷痕，哭著說：“你們看，這還不是入黨的下場，領導叫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就是再也不入黨了?！币院螅斄藸I長，還是不愿意恢復黨籍。直到抗戰(zhàn)開始后，l938年在晉西北時，賀龍同志親自動員他，他才放下心來，恢復了黨籍。

(四)混淆敵我界線。在“左”傾冒險主義橫行時，不論發(fā)生什么性質的問題，如一般違犯群眾紀律，工作上的缺點，戰(zhàn)斗指揮上的缺點，行軍走錯了路，生活上的缺點，甚至只是發(fā)生一點小事故，如機槍沒打響，丟失了一個零件，說了幾句不滿意的話，等等，都一律以改組派搗鬼的罪名而處理。當時，不分析，不研究，不加區(qū)別，似乎只存在一種矛盾，即敵我矛盾。這樣一來，大量本來應該用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說服教育的方法解決的問題，都被當作敵我矛盾。其結果，必然是簡單化、擴大化，制造許多冤案、假案、錯案，使許多同志受到錯誤的處理。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這些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黨的領導人并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一旦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幌子，行封建法西斯主義實。那些自稱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人，從來不懂也不需要牢記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客觀決定主觀；存在決定意識；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而從“左”或右的方面錯誤地估計革命形勢，無限夸大敵人的力量，做了敵人的俘虜，不相信黨組織，不相信人民群眾，不相信蘇區(qū)的政權和紅軍。從而極嚴重地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徹底破壞了民主集中制，徹底破壞了聯合戰(zhàn)線政策，不知道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是唯我純潔，唯我正確，施酷刑于同志，加刀斧于戰(zhàn)友，使大好革命形勢遭到了破壞。這也正是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導演的悲劇。

這些歷史的沉痛教訓，是一定要牢牢記取的。

五

1932年至l934年，湘鄂西中央分局領導者夏曦同志全力執(zhí)行中央“左”傾冒險主義，取消了黨團組織，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全部喪失，紅軍基本上損失掉了。把一個大好局面葬送掉了。特別嚴重的是“肅反”擴大化，幾乎將黨政軍各級干部誣害殆盡，也幾乎使湘鄂西地區(qū)的革命力量，包括紅軍達到完全毀滅的境地。這一沉痛的教訓說明了“左”傾冒險主義給革命事業(yè)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危害。那么，為什么后來已經陷入絕境，瀕臨毀滅邊緣的黨組織、紅三軍，能夠生存下來，并繼續(xù)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堅持無比英勇頑強的斗爭呢?這是因為：

第一、他們始終保持對黨的忠誠。黨中央雖然犯了嚴重的錯    誤，但是黨的性質未變，它畢竟還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堅持著土地革命的總方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進行著英勇的武裝斗爭。因此，廣大人民群眾和指戰(zhàn)員堅信黨能夠克服自己的錯誤，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第二、他們始終保持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必勝的信念。受了冤屈的同志，被當成反革命，但卻擔負最艱巨的工作，打最危險的仗，寧肯犧牲都不叛變，就是因為他們具有百折不撓，任勞任怨，忠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精神，堅信自己為之奮斗的理想是最美好的。

第三、廣大人民群眾始終支持黨，幫助紅軍，他們與共產黨休戚與共。黨犯錯誤，人民痛心，黨糾正了錯誤，人民放心。

第四、部分黨的領導者及其他黨員、于部對“左”傾錯誤進行了抵制。賀龍等同志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反對肅反擴大化時，同夏曦進行了斗爭，畢竟成為錯誤路線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損失。不少基層干部在自己的負責范圍內，在具體工作中采取了抵制或者采取比較正確的措施。有更多的同志，是在屢遭挫折，屢受損失，不斷失敗的困境中，逐步認清了這條路線的錯誤，個別原來堅持或擁護“左”傾路線的主要領導人，在血的教訓面前也逐步認識了錯誤，逐步站到正確方面來。這些，都使紅三軍有了團結的核心和復興的希望。

過去，我們總怕這些事實被暴露，怕廣大群眾知道而不敢講。其實講出來才能夠很好地吸取這些沉痛的教訓，使人民更加堅定地相信共產黨是堅持真理、勇于糾正錯誤的黨。

在這次大規(guī)模的肅反中，賀龍同志是幸免者。由于賀龍多次強烈抵制和反抗這種罪惡行為，夏曦幾次企圖對賀龍進行迫害。但是，因為賀龍是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在我軍有極高的威信，更因為當時紅軍處境極為艱險，只有他更有條件在極端危險的形勢下與敵人周旋和斗爭，挽救危局，為此，賀龍才能夠幸免于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卻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而且?guī)啄瓴粸槭廊怂?，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象我們這些幸存者，“文化大革命”又受到株連，長期地受到法西斯式的殘酷折磨，有的同志已經被迫害致死，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極其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