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三軍轉往湘鄂邊
紅三軍主力由洪湖中心區(qū)轉至襄北后,國民黨軍立即調動第五十一師一五一旅及第四十四師兩個旅跟蹤追擊,第四十四師另一個旅和獨立三十四旅在京山、鐘祥之間和平林店、歷山之間,協(xié)同安陸、應城、京山、鐘祥守敵對紅三軍進行堵擊。自一九三二年九月開始,紅三軍在舊口、應城、安陸、隨縣、棗陽之間盤旋打轉,時分時聚,忽東忽西,與追擊堵截之敵四個多旅周旋,敵軍數次圍攻、夾擊都未得逞。這時,紅三軍因為沒有根據地,在傷員安置、物資供應和人員補充各方面都發(fā)生了困難,戰(zhàn)斗力也更為減弱。即令如此,指戰(zhàn)員艱苦奮戰(zhàn),仍在客店坡、五谷臺、佛兒嶺、雙洞口、觀音堂等戰(zhàn)斗中給予敵人以相當打擊,而且完整地保存了基干力量。
十月,洪湖蘇區(qū)全部喪失的消息傳到了紅三軍。紅三軍與洪湖蘇區(qū)是血肉相連的,為了戰(zhàn)勝敵人保衛(wèi)蘇區(qū),紅軍和蘇區(qū)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難,浴血奮戰(zhàn),堅持斗爭達五年之久。此時,廣大指戰(zhàn)員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無不滿懷悲憤,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打回供湖蘇區(qū)去。而夏曦不僅無視廣大指戰(zhàn)員的這種革命激情,而且竟于與紅三軍會合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第二次“肅反”。由于他已經失去了在洪湖蘇區(qū)堅持斗爭的信心,卻又怕承擔拋棄蘇區(qū)的責任,因而既不敢回,又不敢走,只是帶領紅三軍在大洪山一帶往返游蕩。
十月中旬,正值紅三軍將敵第五十一師一個旅和第四十四師主力拖到鐘祥東北地區(qū)的時候,紅四方面軍從廣水以南越京漢路開始向西轉移。由于紅三軍不知紅四方面軍的到來,雖然兩路紅軍曾一度都活動于大洪山區(qū),但沒有取得聯系。
到了十月下旬,紅三軍發(fā)現紅四方面軍已從大洪山區(qū)西去時,中央分局才在隨縣王店開會研究部隊的行動方向。會上,個別同志主張去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多數同志則主張恢復洪湖蘇區(qū),并重新組成湘鄂邊特委,帶一部分部隊去恢復湘鄂邊蘇區(qū)。但夏曦卻以紅四方向軍可以離開鄂豫皖蘇區(qū),我們也可以離開洪湖蘇區(qū)為理由,決定紅三軍全部轉往湘鄂邊。這時,紅三軍的戰(zhàn)斗力已大大減弱,襄河兩岸還有敵人的重兵把守,大部隊要由襄、樊以南西渡漢水直插湘鄂邊很困難,因而不得不繞道經豫西南、陜南去湘鄂邊。
自從國民黨軍發(fā)動第四次“困剿”以來,紅三軍夜以繼日地行軍作戰(zhàn),體力、彈藥消耗很大,人員不斷減少,加之繼續(xù)“肅反”,部隊的組織極不健全,政治機關的干部幾乎沒有了。以這樣的疲憊之師,在反動統(tǒng)治嚴密的白色地區(qū)長途遠征,其形勢之險惡、任務之艱巨是可以想見的。豫西南地區(qū)反動勢力是相當強大的,民團、土匪、大刀會、紅槍會極多,大部分村莊筑有土寨,反動武裝脅迫群眾,盤踞村寨,與紅軍為敵。
十一月初,在敵軍攻襲甚急的情況下,紅三軍從隨縣以北越過桐柏山進入河南。敵人以正規(guī)軍和地方武裝不斷組織追、攔、堵、截,特別是反動地方武裝頻繁進行襲擾。紅軍行軍時,他們從四面八方前來糾纏,紅軍只得交替掩護,邊打邊走。紅軍宿營時,他們緊閉寨門,不讓紅軍進村,為避免傷亡,又不便強攻,只好露宿野外,睡不好覺,吃不上飯。當時正值嚴冬時節(jié),部隊缺少御寒被服,更給生活、作戰(zhàn)增加了困難,體力不斷下降,傷病人員日益增多。十一月九日,紅三軍遭敵第十五路軍馬鴻逵部第三十五師一○三旅和泌陽、方城、南陽等縣反動武裝連續(xù)襲擊,且戰(zhàn)且走,奪路疾行,十日,在苗店、郝砦等地經過幾次激戰(zhàn)才打退了追擊之敵。由于敵情制約和地理情況不熟,在打退追擊之敵后,紅三軍接著強行軍百余里,由南陽以北之石橋鎮(zhèn)涉過白河,經南河店進入伏牛山區(qū)。苗店之戰(zhàn),紅三軍損失很大,掉隊、傷亡人員很多,紅八師師長覃甦壯烈犧牲。
進入伏牛山區(qū)以后,紅三軍雖然每日行程不下百里,仍不能擺脫敵人。為轉變被動局面,十一月下旬,紅三軍在臨進西峽口時,以一個團于覺村附近設伏,打退了敵第十五路軍馬英才旅的追擊。接著,又在陜南的武關與敵第六十四師劉鎮(zhèn)華部一個團遭遇,經激烈戰(zhàn)斗,將其擊潰并全殲其一個營,以后情況才告緩和。
武關戰(zhàn)斗之后,紅三軍從俘虜口供中得知,紅四方面軍正向西安前進,敵人麋集關中平原,竹林關、漫川關一帶敵人兵力比較空虛。紅三軍遂從武關附近折而向南,穿過竹林關,經照川街、漫川關,在洵陽、安康之間渡過漢水,經神河街、牛頭店翻大巴山進入四川,沿鄂川邊境繼續(xù)南下,在大昌鎮(zhèn)殲敵川軍一個營和保安團一部,接著越過巫山,搶渡長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巴東縣城,十二月底到達了鶴峰縣境。
在這次長途轉戰(zhàn)的過程中,夏曦繼續(xù)進行第二次錯誤的肅反。在這次“肅反”中,湘鄂西省軍委委員、軍委參謀長唐赤英,紅七師師長王一鳴及許多負責同志慘遭誣陷殺害。堅持“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認為,“在過去立三路線的時候......洪湖軍校就是改組派及第三黨活動的大本營”。①第一次“肅反”中雖已粉碎了“改組派”的組織體系,但是從軍校畢業(yè)學員中補充的一些軍事、政治負責人是“改組派”分子,他們又把“改組派”組織恢復了起來,“破壞階級路線以及渙散軍事組織”②。在這次“肅反”中,又有許多曾在軍校學習、工作過的同志無辜被捕、被殺。
兩個月內,紅三軍行程約七千里,途中只休息了兩天半時間,粉碎了敵人的追堵攔截,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完成了遠征任務。部隊減員達三分之一以上,由一萬四五千人減至九千人左右;彈藥消耗殆盡,每條步槍所余子彈平均不到三發(fā);干部的損失更為嚴重,傷亡病故,加上“肅反”捕殺,原來富有經驗的軍政干部所剩無幾,黨政工作幾乎陷于停頓狀態(tài)。
在紅三軍進行遠征的同時,盧冬生率領的獨立師一部,于十月三十日在遠安東南之廟前與荊當遠獨立團會合。會合后,獨立團編人了獨立師,使獨立師充實到千余人。該師活動于遠安、南漳地區(qū),協(xié)助當地黨組織建立了南(漳)(遠)安縣蘇維埃政府和南安游擊隊。十一月中旬,獨立師到達當陽境內,準備經荊門之大瓦山返回洪湖地區(qū)。十一月二十日,在團林鋪、沈家集一帶與敵第四十八師一四四旅遭遇,作戰(zhàn)失利,遂改變返回洪湖的計劃,退至興山、遠安和宜昌交界地區(qū)。十二月間,在水田灣打退了川軍和當地保安團的三路圍攻。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克興山縣城,得知紅三軍已抵湘鄂邊,乃決定前往會合。二十七日,從秭歸以東的黑巖子南渡長江,奔往鶴峰。二月初,與紅三軍會師于走馬坪。獨立師走后,留在南漳、遠安地區(qū)的南安游擊隊,不斷與當地保安團進行戰(zhàn)斗,但因勢單力薄,三月間在強敵圍攻下失敗。四月,敵軍在遠安、當陽一帶大舉“清鄉(xiāng)”,蘇區(qū)全部喪失。
① 見湘鄂西省委1932 年6 月19H《關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團體斗爭和糾正肅反中錯誤的決議》。
② 見1934 年9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